王志学 王庆富:伊盟事变始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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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西进,同年10月14日、17日,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相继沦陷,内蒙古西部除伊盟、河套、阿拉善、额济纳等地区外,均先后落入敌手。

继之,日军勾结达拉特旗保安队司令森盖麟沁,派***侵入达旗黄河沿岸地带和准格尔旗黄河以北地区,并加紧***攻势,在包头设立伪伊克昭盟公署,竭力要把伊盟置于它的铁蹄之下。

抗战初期,***为了加强对伊盟的守备,不少***进驻伊盟。但是由于大量的***进驻,大大增加了蒙***民的负担,尤其是涌入的大批溃兵,更是抗战无力,扰民有方。

为了保卫伊盟,拱卫陕甘宁边区和大西北,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在伊盟地区的工作,建立了党的各级工作机构和抗敌后援会、战地动员委员会,青、农、妇、救国会等***群众***,向全盟各族人民深入宣传党的“***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蒙汉联合***”、“蒙古平民与王公团结一致***”的口号,动员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王公、民族上层,并积极联络、团结友军,共同开展******。

1939年以后,***顽固派执行“消极***,积极***”的方针。他们为了把***和进步势力挤出伊盟,为了进一步控制伊盟各族人民和王公上层,推行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强化了对伊盟的***统治。

在***方面,除抗战初期从归绥迁入伊盟的“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绥境蒙政会”),***当局又增设了“伊克昭盟保安长官公署”、“蒙旗宣慰使公署”、“***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简称”“绥蒙党部”)、“蒙旗三***义青年团特派员办事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伊盟组”(后扩大为伊盟站)、“******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绥境蒙旗调查统计室”等党、政、军、特机关。

***当局还向各旗派驻“协赞专员”(蒙藏委员会指派),在各旗设“***指导员室”(保安长官公署***部管辖),并在各地架设电台,严密监视各旗王公、仕官和保安队官兵的行动。

1941、1942年又相继设立了“桃力民办事处”、“达拉特旗***民众***训练处”、“杭锦旗河套代耕处”(实际是设治机关),还在伊盟全境加紧推行保甲制度。

这些军政机构和特务***,粗暴地践踏蒙旗***,蛮横地干涉蒙旗事务,公开地蚕食蒙旗的管辖权,甚至强迫王公、仕官和保安队官兵集体加入***。他们对于具有******思想、对***统治表示不满的人,则加以种种罪名进行***。

如1942年11月,他们就以“通共”罪名,杀害了乌审旗西协理、爱国进步人士奇国贤。***顽固派这些倒行逆施,进一步加深了与蒙旗上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矛盾。

在军事方面,抗战伊始,即有大量******进驻伊盟。1939年以后,***当局出于“积极***,消极***”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在伊盟的军事部署。

1941年派陈长捷、何文鼎等率领***嫡系***新编步兵第二十六师、骑兵第七师两个团开进伊盟,并成立了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部(后改为伊盟警备司令部)。这不仅配合榆林邓宝珊、高双成部,宁夏马鸿逵部,准旗马占山部,对陕甘宁边区北部形成了包围的态势,整个伊盟地区亦处在***的严密控制之中。

陈长捷、何文鼎等到伊盟后,积极从事***活动。他们颠倒黑白,把坚持***的***诬称为破坏抗战的“***党”,把***领导的***武装和***力量视为眼中钉。一面把八路军骑兵第三营和新三师排挤出伊盟,一面逮捕、******员和进步人士。

当时根据日军加紧进攻和***掀起新的******的形势,******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将伊盟工委和***撤回边区,把一些党的***转移到延安。

伊盟的一些党******转入地下,一些***群众团体***解散,桃力民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战局面受到陈长捷之流的遏制。

陈长捷任伊盟守备军总司令,并兼任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长官(沙王虽兼任长官,但徒有虚名而已),在实行所谓“党政军一元化”的幌子下,大权独揽,俨然成了伊盟人民的“***”;守备军总司令部成了***统治伊盟的中心机构。

陈长捷强迫保安队官兵集中受训,向他们灌输***反人民的思想。还“限定军额”不准“随便扩充”,又以“统筹给养”为名,禁止保安队从地方筹集粮食。

所谓“统筹给养”实际上是既不“给”也不“养”,一切经费来源被***“统”去,致“保安队因数年未发服装,且口粮不足,咸在枵腹从公支持中①。”加之***派驻在各旗保安队的指导员,凭借权势作威作福,随便打骂***官兵,更激起了保安队官兵的愤慨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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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沙克都尔扎布等1943年3月26日致***蒙藏委员会电,伊盟档案馆案卷27号,顺序7号。

在经济方面,***顽固派采用种种手段大肆勒索、盘剥,横征暴敛,掠夺土地,乱垦滥伐,更使伊盟人民的生活濒临绝境,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2年,***在天水召开军事会议。陈长捷以解决驻军粮食为名,建议

在伊盟开荒50000顷。蒋当即指示其试垦5000顷,以后继续开垦。陈长捷得到蒋的许可,即于当年9月到札旗王府,强迫沙王同意在各旗放垦5000顷牧地,当即遭到沙王拒绝。陈长捷自恃有***作靠山,无视沙王等各旗王公、仕官及

广大蒙古族人民的意愿,一意孤行,悍然下令在全盟开垦10000顷,并气势汹汹地说:“哪里有好地就在哪里开!”“这是***的命令,不从者捕来!”①一时间,伊盟各地“武装员兵四出,见地即占,实际上等于无***开垦。”②他们“强迫当地***签名盖印”,“将大小伊金霍洛陵地、庙宇、鄂博等神灵禁地”,强行开垦。

③当时札旗面积不过3000平方华里,陈长捷竟想强行开垦6000余亩,即连成吉思汗的陵寝地和沙王的祖坟地算在内也难足其数。

这不仅严重威胁着蒙古族人民的生存,而且极大地伤害了蒙古族人民的民族尊严。

抗战以后,大军云集,一个仅有20几万人口的伊盟已不堪重负。可是陈长捷等到来之后,更变本加厉地对伊盟人民无休止地进行盘剥和搜刮。他们强加在伊盟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永无交完之日。

蒙民素以放牧为生,不产粮食,但陈长捷却以蒙民也“应该有军粮的负担”,“本能上(应)有这种义务”为由,强迫蒙民交粮。在严厉催逼之下,牧民只得变产卖畜,到远至数百里外的农区买回粮来交纳④。

此外,他们还向牧民无休止地拉伕、派车。如1942年12月,陈长捷一次就向“鄂托克旗征驼500头(峰)、札萨克旗车200(辆)、乌审旗马300(匹)。”他们把搜刮到的财物全部充作军饷或中饱私囊。

在陈长捷强盗式的摊派和掠夺中,倘有不从者,轻者***打,重者处死,甚至对那些无粮无畜可交,“请求减轻数量者,则诬以汉***论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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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沙克都尔扎布:《札旗事变之原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号1317。

③ 《沙盟长脱险返旗自请处分并报告事变经过与建议及有关文书》,中目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案号482。

④ 《沙盟长脱险返旗自请处分并报告事变经过与建议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代号141,档案号482。

⑤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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