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书润民 | “谁来种地”的前提是“地好不好种”

时间:2024-02-13 10:34:56  热度:0°C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一、家乡山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我的老家在山区,全县素来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可以耕种的面积本来就不多,尤其是河谷、平地更为珍贵。在方言里,一般会把山间由于自然的地质作用而产生的平地叫做“坪”,把河流环抱、人为开垦的土地叫做“畈”,而大大小小的河谷称作“冲”与“塆”,山脚则唤作“岭”,至于长长的山叫“岗”,石头山叫“岩”,高耸的山叫“尖”等等,山的豁口和道路的枢纽处,成就了“铺”和“店”,一般也是人口的聚居区。其中,坪和畈后来都慢慢发展成为乡镇,而铺和店则成为了大山里星点般散落的村庄。

山区的山货虽多,但往往粮食不能自给,为了应对人口压力,山民们几乎将能够开垦的土地都种遍了,许多坡地都改造成为梯田。可是即便如此,山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仍然很有限,在本省,许多山区县的人口还不到平原地区县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同时,山区的交通也不甚方便,这次冻雨灾害,湖北高铁站的许多线路晚点,问题好像就和山区的某些线路有关,因为积雪冻雨导致通行受阻。而在山区的乡间,我犹记得小时候,一到冬天就是大雪封山,路上先是厚厚的积雪,再就变成了非常滑的冰壳,冰雪化了又冻、冻了再化,就变成了粘稠的烂泥,连续一个多月都给出行带来极大的不便。在山里,只能看见整个世界白茫茫的都是雪,松树和竹子上都挂满了冰花,颇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景象。

自然条件的***下,山上的农业生产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我小时候就一不小心,从很陡的茶山上軲軲辘辘地朝山谷滚去,把大人们都吓出一身冷汗。曾经山村的水田,则是将山间的溪流溪水用石头筑成的堰坝围起,再用破开的竹子把储蓄下来的水引进水渠,这条长长的水渠环绕着山腰修建,最终会分流进各户人家的井里,还有就是流到梯田的入口处,凡是有沟坎的地方,都是用竹子做成的排水联通,这才开垦出36亩左右的梯田,连带上山那边一块20亩左右的田畈,再加上在山坡开垦的一些荒地,勉强养活了一个村几十户人家。

据我姥姥(1944年生)回忆,山村的这套灌溉系统很早就有了,传说是几百年前有人在这山里定居的时候,就逐渐开发出了这套堰坝沟渠系统,历朝历代经过村里人的不断维护,才成就了一方小“铺”,也算是大山里人丁兴旺的村落。

这次回家,听老人们说,这几年以来,铺里和畈上已经没有人种水田,曾经的梯田都变成了茶园,或者种上了果树。而村里也几乎没有年轻人,凡是能够在城里打工的,都进了城,能够在省城、市县里买房的,也都***出去,山村逐渐只剩下一些老年人,显得非常萧条。

堰坝的垮塌、大水利的瘫痪,看起来是因为一场大水,是突然的、整体的崩解,实际上却是缓慢的凋敝。环山的沟渠荒了、竹排都没有了、原先的水井也长满杂草,更重要的是,小小的山村也无法再像往常一样***全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再次对灌溉系统进行整体的重建,搬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乎,梯田系统也没有办法恢复原貌,就逐渐种上了茶叶或果树等经济作物,许多曾经开垦的荒山也逐渐长满杂草,慢慢地又还给了山岭。山里人都说,“总不能够种地给野猪吃”。

二、“谁来种地”之前是“土地好不好种”

如今,大家好像都很关注“谁来种地”的问题,但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并不只是“经营主体”的问题,似乎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更为重要。

比如在河南大部分的平原地区,土地集中连片,耕作条件好,小麦亩产能够达到1300-1600斤,并且农业主要的生产环节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还能够向小农户提供性价比很高的社会化服务,农民几乎是“打个电话就能种田”。

于是,土地好种的地方,不是“没人种田”,而是“田不够种”,大家都想来种田,根本就不存在谁来种地的问题,只有资本、大户和小农户的利益博弈问题。

但是像在武汉远郊的丘陵区域,许多岗地本身就不存水,并且灌溉条件也跟不上,小农户无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再加上进城打工方便,土地只好长期抛荒,根本没有人愿意去种田。如今,像我们家里的中山、高山区更是如此,耕作条件很差,自然就没有人愿意种地。

所以,农业作为社会经济中的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谁来种地是一个“从业者”的问题,如果土地好种,能够赚钱,难道还缺经营者吗?

反过来,如果种地难、条件差,就不能赚钱,谁还会来种地呢?

而之所以种地不赚钱,有些是市场原因,但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我们的耕地退化、耕作条件退化、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退化的问题。

三、 让不好种的地变得好种,是国家动员、人民建设的结果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多山的地区,相当一段时间,中华文明的农耕区都集中在长江以北,是因为南方山地丘陵区本身并不那么适宜农业耕作,只有随着战争和人口过密化的迁徙,经过千百年的持续改造,南方的大片土地才被开发出来,再随着适宜坡地种植的农作物,如红薯、马铃薯、玉米等作物的引进,才供养出上亿的人口,据现有的历史学研究,明清之际人口的大爆发与此高度相关。

另一次人口的大爆发便是在建国后,除了完成了对私有土地制度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对农业生产条件的进行了整体、全面、深入的改造,国家持续性地进行“天堑变通途”、“高峡出平湖”的治理,才有“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盛景。

在传统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新中国建设起了一***代化的水、肥、机、技的农业生产体系,并通过国家力量向下动员,不断开展对广大农村地区“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许多跨越区域的治水工程、水利灌溉系统便是当时修建的,使得大量的土地变为良田,比如皖西的“淠史杭灌区”,根据官方信息,灌区域人口1400万人,约占全省1/5;安徽境内灌区国土面积1/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1/10;耕地面积1160万亩,占全省1/6;有效灌溉面积1060万亩,约占全省1/4;正常年份粮食产量700多万吨,约占全省1/5、占全国1/100;区域内GDP占全省近1/3,在安徽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工程建设于1958-1972年,“日正常上工50万人、日最高上工80万人”,可以说是一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的大建设。

正是这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和动员,整体提升了我国的土地承载能力,产出了更多的粮食,养活了更多的人口。更加著名的农业灌溉工程是成都平原的都江堰,而全国各地在新中国以后,都或多或少留存了一些大型水利工程。

四、“种地是细作活”:哪些地好种、哪些地要种、哪些地实在是不能种?

农业基本的生产经营条件,或者说土地好不好种,一部分是要靠国家设计规划、投入资源,另一部分需要依靠地方社会的动员治理、长期维护。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处于城乡二元时代,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大家都在村里,因此“随便一喊,大家都去清淤,都去掏沟,都交水费”。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村庄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空心化,“一年到头都不在家”,甚至过年都不回来了。这时,曾经围绕着农业生产的秩序就被打破了,所谓的“水利社会”也因为缺乏劳动力,地方内部的治理和维护便难以维系。

但是这种情况也要分区域,需要仔细调研。一些自然禀赋特别差的地方,人们早早就“拖家带口”、“连根拔起”式地进城,***无奈才背井离乡,因为土地产出不多,实在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口。而这些地方,自然就不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原先的地再怎么种,再怎么精耕细作,甚至也不够平原地区一半的产量。所以在我的家乡,20世纪初就有人开始在长三角定居,80年代就已经有人外出务工,90年代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务工潮。而在河南和皖北,耕地条件很好的地方,2015年才逐渐迎来打工潮,当地人说,“土地太好的地方的人,都恋家”。

因此,保护耕地,保护粮食,应该先要搞清楚,究竟哪些地方的地,是因为本来可以种好,但生产条件退化了而不能再种,又有哪些地方是因为土地本身实在是不适宜耕种,是人们迫不得已才去开荒的。这些地方往往就需要改换作物,或者干脆退耕还林,保护水土、涵养水源。

比如我姥姥就说,其实村里的两块田,20亩的那个畈上,就处在山窝里,风刮不到,阳光却很好,并且旁边就是河水,比那片梯田还有其他地方都要“肯长”(方言,就是收成好的意思)。但是在海拔更高的山区,尤其是一些坡地,本身土地就不适宜种植,甚至常有野猪出没搞破坏,许多耕地都是曾经迁徙到此的流民,迫不得已而开荒耕种的。随着经济发展,城乡互融,农民能够走出深山,在城市过上美好生活,自然村庄就不免空心化了,而原先需要投入密集劳动力才能维持运转的农田灌溉系统也就自然荒废了,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只能种点劳动强度并不大的茶叶、果树等。

而在一些丘陵地区,会出现季节性的抛荒,这些地方水源不好,土壤也不肥沃,并不一定全年,甚至不是每年都是要种的,土地休耕也是保养肥力的一种手段。或者说,这些地区的土地需要超越农户和村庄的力量为它们提供水利设施、技术条件等,来整体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而当下的一些政策,如冬闲田***、土地非粮化***,往往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基层变成了被动完成上级任务,上级部门的规定和基层的实际情况也缺乏交互,甚至还产生了许多***的工作。比如让冬闲田种绿肥油菜,村里人都不愿意种,种了没用,而且耽误进城赚钱,农民对这种“傻政策”自然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于是,村干部只能合起伙来,几个村在一个地方种,再从不同的角度拍照,应付上级要求的亩数规定。再比如土地非粮化***,要求陡峭山坡里的荒地再给开垦出来,原先的梯田都没人种,坡地更是没有人打理,只好随便撒一把草籽、麦种什么的应付了事,不然,按照农民的话来说,是“种给野猪来吃”。

五、从实际出发的农业的综合治理

曾经一位乡镇***在访谈时让我们品味两句话:“我们是一个农业乡镇”,“而农业是一个长期性的事情”,我认为他说得确实很有道理。

第一句话意思是,农业才是大多数中西部乡镇的立镇之本,而不是大干快上地发展第三产业。

第二句话意思是,专注于发展农业的乡镇在如今工作的考核评价体系里,确实是吃亏的。但农业真的就是长期性的事业,围绕着农业的治理,或者说想要发展好农业,一定是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能久久为功。

而本文上面几段的分析,就体现了农业生产本身的长期性,还有复杂性和系统性。

连一个小小山村里的土地,都有着它的历史,它的区位、水利、土壤、土质、土层、热量、光照……有不同的功能片区,有不同的地理、地形和地貌……实在是一个统中有分、粗中有细、具体而微的事情,其要素是多样的、维度是多元的、空间是立体的、时间是绵延的。它们都需要通过有主体性的种植经营主体和有主体性的治理主体来发挥最佳的效用。

而现行的所谓“基本农田”、“耕地红线”等制度,以及“退林还耕”、“冬闲田”、“非粮化”等等政策,实际上看起来用了卫星遥感等科学仪器,动用了很高线的原则性压力,实际上工作方法却是“单一维度的”,“平面的”、“简陋的”、“想当然的”,与基层实际情况出入不小,并且根本没有尊重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反而是冲击、干扰了本就脆弱、空心化的地方社会和地方性知识,违背了农民的基本常识和情感。

另一方面,广域的、由国家自上而下配套的大型公共品,特别是农田水利,如今缺少了人口稠密的乡土社会的支撑(即随着经济发展,乡村社会空心化、半熟人化了),更是需要乡镇、村社在其中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而这种对于公共品的维护、需求的反馈,都需要一种在地化的治理转化。是以深入群众、深入地方、融入群众、团结群众的群众工作为基础的,是我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要求。但如今,基层工作人员开展群众工作的时间、空间被自上而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要求挤压。

因此我们在华北某些地区调研时,一些紧靠淮河的乡镇,看着淮河水,而不能取水灌溉,曾经大集体时期修建的沟渠荒废、电灌站的电闸电线都被偷走。没有办法的小农户只好把机井越打越深,从几十年前的几米、十几米,到现在的一百多米,更是有些地区因为过度开采地下水而出现了地面沉降,而华北平原可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商品粮主产区、是全国人民的粮仓啊!如此看来,许多乡镇都是在“吃老本”。

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8亿人在乡村居住,约占全国人口的64%,而到2021年的七普数据则显示,还有5亿人在乡村居住,占全国人口的36%,并且这5亿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人口,表明我国近二十年的城镇化确实成效显著。但另一方面,则是曾经农业人口过密化的改变,是乡村生产生活秩序的重构,比如以农业生产、分水分工等为主体的社会秩序,标志着曾经维护农业基础性生产条件的“人的要素”发生了一定的调整,构成了新阶段的治理背景。

正如前文所说,农村一直作为我国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托底。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土地不好种的地方,人口大量迁出,曾经的耕地退化,会自然地非粮化,但是某些地方会成为发展培育特色农产品、中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好地方,而对留在当地的农民来说,因为其他人进城而空闲下来的土地集中起来,也仍旧是不错的收入来源,需要国家来帮助维持、保障基本的农业生产条件;而土地好种的地方,人口本来就稠密,所有的农民不可能短时间完成城市化,土地一方面是中国人的粮仓,也是不能在短期内进城的农民的保障,土地和村庄同样构成了农民最后的托底、进城失败的退路、养老的保障,而这些地方的公共水利也需要国家和地方共同维护,并且需要在新阶段进行因地制宜的农业综合治理,以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总体来说,谁来种地倒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真正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原先能种的地变得不能种、不好种了。那么,哪些田真的不适合种了,哪些田适合改种、需要综合治理,哪些田又还要种,而且需要对基础条件进行持续性的维护……这些或许才是当下农业治理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更加考验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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