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文广:峥嵘岁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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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四年冬,我由延安民族学院分配到归三边地委领导的城川工委工作。不久,我党西北局在鄂托克旗南部的城川建立了伊盟工委,行政上叫伊盟办事处。工委***赵通儒,委员有高增培、曹步诚、徐子猷、田万生等同志。

工委下设三个***机构:三段地工委、城川工委、西乌审工委。这时候,在白区还有我党的地下***,秘密地、顽强地活动着。遵照***指示,伊盟工委陆续向伊盟各个旗县派出一些特派员,开展党的地下工作,联络各地的地下党***,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

当时,云北峰同志被派往母凯淖,我被派往东部地区,搞准旗、达旗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和通讯员刘启臣(即瘸老刘)同志化妆成老百姓,拉一头毛驴,从城川出发,沿着红白区交界的我方一侧向东疾走。我们到了陕西神府县的贺家堡,准备从这里***准格尔旗。

我们先住在刘启臣同志家里,托人到白区保甲长那里办***、良民证。刘启臣同志原是神府苏区的老红军,这一带人都知道他,因而无法化名,办不出***和良民证。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决定让刘启臣留下,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去闯准格尔旗。因为我对这一带的路不熟,刘启臣在他们村给我雇了一个人,名叫贺玉拴,由他给我带路。

出发的那天夜里,老刘夫妻把我们送到后梁上。老刘的女人指着黑乎乎的梁下说:“那边到处是卡子,你们没有路条,怎能闯得过去呢?可千万别让人家逮住哇!”

我们下了梁,顺着山沟往东走。天明后,路上渐渐有了掏炭的老乡、驮炭的脚夫。我们混杂在人群里走,暗暗观察四周的动静,看看是否有人盯上我们。

当时我刚刚二十五岁,却长起了一大把胡子,头发蓬乱,满脸污秽,头戴一顶老乡们戴的那种三片瓦的紫色毡帽,穿一条烂棉裤,披一领老山羊皮袄,腰间系一条布带子,完全是一身老乡的装束。

我们在炭窑里住了一天***。然后,走出府谷县界,来到板洞门沟,沿川向上,路经新庙,到了古城壕。路边一所小学的院子里,有些自卫军进进出出。我们不敢停留,爬上一面坡,到了东胜地界。坡上是十字路口,一个老汉坐在十字路口上剥麻。我们正要擦身而过,那老汉突然站了起来:“有路条吗?”

我们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怔了。老汉用手指了指他身边插着的一根杆子说:“没看见,要查路条。”我们说没路条。他正言厉色地说:“没有路条不能走。”贺玉栓哀告说:“老人家,你抬抬手放我们过去吧!眼看阳婆就要落了,我们还急着赶路哩。”

老汉听出贺玉栓是神府地界口音,更是警觉地说:“你们没有路条,又是河南畔上的口音。难道你们不知道,贺龙正在攻打归绥和包头?河南畔上的红军可多上来了,每天都有,你们不能走。”贺玉栓因为不知道我是红军,所以胆子很壮。

他说:“你说我们是红军?好你哩,我们要是……”他正要和老汉理论,我偷偷拉了他一把,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我便出来做解释。我解释半天,那老汉却说:“我不敢放你们,因为我还有一大家子人哩。

你们说,是把你们送到甲长那里好,还是送到学校里好?学校里有从羊场壕来查排的自卫军。你们还是去跟他们说,他们如果放你们走,那就没我的事了。”

我怕到自卫军那里引起麻烦,只好说:“那就去甲长那里吧。”老汉把我们送到甲长家。甲长不在家,倒受了甲长女人的一顿抢白。可是,他还不敢放我们走。他又领我们走了七八里路,把我们送到一个姓杨的保长家。

保长院子里乱哄哄的,原来是保长的老娘死了,一班艺人在吹吹打打地办丧事。老汉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们交给保长便塞责了事。保长把我们叫到院子的一侧,眯缝着眼看了我们一会儿,伸手摘下我的毡帽子,搜查了帽子,摸了头发,又搜了身。

这时一个穿着黄军衣的自卫军走过来,在一旁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一阵后冷笑着说:“你们是去包头送信的吧!”我赶快向他辩解说:“好你哩,我们这种瞎老百姓,连包头在哪里都不知道,送甚信哩”。“你们下来多少人?”

“这说到哪里去了,这不是,就我们两个。”“河南畔上的红军都去打包头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哎呀,这可吓死人了。打不打包头,我们怎能知道呢?”

保长见搜不出什么,也问不出什么,就把我们领到附近一位老太太家,对穿着单薄坐在炕上烤火的老太太说:“喂,今黑夜在你这儿住两个人。”然后又对我们说:“就住在这儿,哪里也不能走。等一会我还要来。”

我们只好拴住毛驴,把驮子上的东西搬进老太太的土窑里,求老太太给我们做点饭。老太太说:“家里连一粒米也没有,现在正坐等饿死。”我们只好挖出一点米,让老太太给做饭。三个人刚吃完饭,保长又来了。

他把东西翻了个遍,又盘问我们:“从甚地方来?”“沙梁镇。”到甚地方去?”“头道柳。”“做甚?”“看我大姐去。”“那边你都认识谁?”我说了个有势力的大户白方方。“他在甚地方住?”“四道柳。”“你怎么认识他?”“他是我妻哥的岳父。”

之后,我又点了四道柳一带的几个大户人家。这时,保长才不凶了。他又把我带的布匹摆弄了一阵说:“装起来吧。”

我渐渐明白了他盘查我的意思,便说:“你正在过事,给你扯一些白布用吧。”我给他扯下一丈多白布,又撕下几斤棉花,递给他。他嘴上推说不要,手却早已伸了过来。我又给他挖了几碗枣,他提起孝衣兜起来往外走,临出门,又回过头来说:“年轻人,这年头出门,不拿路条是寸步难行啊。这样吧,明天一大早,我派保丁送你们。”

房东老太太见保长走了,悄悄问我们:“你们从红区来,那边穷人的生活咋说?”“我就是穷人哩,你看这生活咋说?”我不敢对她说更多的事,便扯了一丈多蓝布,撕了三四斤棉花,送她让她做件棉袄穿。

第二天保丁把我们送出七八里路,我给他七元法币作为酬谢。他又送了我们一程,慢慢进入准旗地界。

太阳落山时分,我们接近了头道柳。我望眼欲穿地向远方寻觅着我大姐那间孤独的房屋。走着走着,我终于又看到了那间熟悉的小房子,房子上还飘动着一缕淡淡的炊烟。

这时,我的心不由得激烈地跳动起来,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绥蒙工委派郝文清从乌素加汉到头道柳做地下工作。一九三九年春又派我和王光先来这里,成立起地下工作团。

当时王光先是负责人,我和郝文清是成员。王的身份是商人,名字改成王发财,人们都叫他王掌柜。我们仅在三道柳就发展了三四个党员,培养了四五十个青年积极分子。我们的活动遍及十一个达庆排。

后来,这里的***力量遭受了打击,转入低潮。不知当时的那些同志怎么样了。时间已过了五、六年,不知我大姐还在不在。大姐支持我参加***,为普天下穷人谋生路。她为我的安危操尽了心。

我们急匆匆来到大姐的小土院,我便喊起来:“家里有人吗?”房门响处,从屋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

虽然天已昏黑,我还是认出了她正是我的大姐。我因不知家里还有什么人,怕她激动起来误了大事,便没敢相认。

大姐看了看我们问:“你们有甚事?”“打算在你这里住***。”“几个人?”“俩。”“从甚地方来?”“杭盖地。”“我家就这么一间小烂房子,住不下。你们还是另寻一家吧。”

“不,能住也得住,不能住也得住,回家再说吧。”说着,我们找地方拴住驴,把驮子上的东西取下来,就要往屋里走。大姐犹豫了一下,还是让我们进了屋。

房子又小又矮,屋里黑洞洞的。只有灶膛里闪着一点火光。我们摸索着上了炕。大姐用一根麻秸从灶膛里点出火,点上了油灯。问道:“渴了吧?我给你们熬茶。”我见屋里再没别人,便放低声音说:“大姐,你不认识我了?”

大姐猛地一抖,扭过脸来,愣愣地看着我,眼里闪动着惊疑的光。她把灯向我面前推了推,仔细辩认着。许久,嘴角一阵抽动,啊了一声,眼泪哗哗地落了下来。她好不容易才喊了一声:“是你?”我只好说:“是我,大姐,我又回来了。”

大姐还要把话说下去。我怕让贺玉栓知道了我的身份,便向她眨了眨眼。大姐会意,不再说什么。只是一边呜呜地哭着,一边给我们熬茶做饭。

吃过饭,安排贺玉栓睡下,我和大姐悄声谈着往事。她说:“听说打榆林的时候,你就牺牲了。有人亲眼看见过你的尸体,躺在水沟里,满脸是血,尸首都僵硬了,眼睛还不闭。”

我说:“那是***派的愿望。其实我是不会死的,至少我不想死在他们前头。不把他们***,我死不瞑目。”

我和大姐的谈话,慢慢导向了正题。我向她打听张成义等同志的情况。她告诉我说:“那时候的人一部分被抓走了,一部分人逃走了。张成义还在,他靠白方方的周旋,没有暴露身份。他在十一排达庆杨石拉手下跑排。”

我说:“我要见张成义,有重要事情和他谈。”大姐说:“那好办。叫番女子(我外甥女,此时巳出嫁)到他家去找。”

我和大姐都***没合眼。天明后,大姐把我藏在草窑里,用草挡上,不让人看见。因为附近的人都认识我,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叫他们见了,传扬出去就会造成难以设想的后果。

大姐把番女子找来,我安顿她,到张成义那里让做三件事:一是要了解神山警备司令部及其他敌人的军政情况;二是了解当地党***受到破坏的情况,三是给我搞到去达旗塔並召梁的路条。因为那里有党的***,我要去那里接关系。

番女子去了张成义家,没有找到他。我要他办的事情,只好由他的母亲转告张成义。过了几天,番女子又去了张成义家。这次带来张成义给我的一封信。他把神山警备司令部的情况、当地***的情况,都详细告诉了我。还告诉我路条、良民证都办不出来,让我十分谨慎。他也不能来见我,有很多不便。

我搞不到良民证之类的***,去不了塔並召梁。后来又听说贺老总没有打下归绥和包头便撤走了。我只好和贺玉栓一同返回神木贺家堡。不久,我又由贺家堡去了城川,向工委领导高增培同志汇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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